大学衍义补

　　臣按：曾巩此议所谓赐之钱、贷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给粟之说，其为利病相去甚远，所谓深思远虑以为百姓长计者真诚有之。但饥民一户贷之米十石，一旦责其如数偿之难矣，不若因时量力，稍有力者偿其半，无力者并与之，或立为次第之限可也。

　　孝宗时，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初建之。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，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，夏受粟于仓，冬则加息计米以偿，自后随年敛散，小歉则蠲其息之半，大饥则尽蠲之。凡十有四年，得息米造仓三间，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，以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，不复收息，每石止收耗米三升，以是一乡之间虽遇凶年，人不缺食，后请以其法行之他处。

　　臣按：朱熹社仓之法固善矣，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，又不能皆得如刘如愚父子者以为之助，熹固自言其数年之间左提右挈、上说下教，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，然则其成此仓也盖亦不易矣。然则其法不可行欤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，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，欲谨其出入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，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。

　　熹又尝言于其君曰：“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，说熙宁中荒政之弊，费多而无益，以救之迟故也。其言深切，可为后来之鉴。”

　　臣按：苏轼书云：“朝廷厚设储备，熙宁中，本路截发及别路般来钱米并因大荒放税，及亏却课利盖累百钜万，然于救荒初无丝毫之益者，救之迟故也。”呜呼，救之迟之一言岂但熙宁一时救荒之失哉？自古及今莫不然也。臣常见州郡每有凶荒，朝廷未尝不发仓廪之粟、赐内帑之银以为赈恤之策，然往往行之后时缓不及事，朝廷有钜万之费而饥民无分毫之益，其故何哉？迟而已矣。所以迟者其故何在？盖以有司官吏惟以簿书为急，不以生灵为念，遇有水旱灾伤，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，县上之郡、郡上之藩府，动经旬月始达朝廷，及至行下遣官检勘，动以文法为拘、后患为虑，因一之诈疑众皆然，惟己之便，不人之恤，非民阽于死亡、狼戾惨切，朝廷无由得知，及至发廪之令行、赍银之敕至，已无及矣，虽或有沾惠者亦无几尔。臣愿圣明行下有司，俾定奏灾限期则例颁行天下，灾及八分以上者驰传，五分以上者差人，二三分以上入递，随其远近以为期限，缓不及期以致误事者定其罪名，秩满之日降等叙用。如此，则藩服、监司、郡县守令咸以救济为念，庶几无迟缓之失乎。

　　隆兴中，中书门下省言湖南、江西旱伤，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，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。

　　臣按：鬻爵非国家美事也，然用之他则不可，用之于救荒则是国家为民，无所利之也，宋人所谓“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”是也。臣愿遇岁凶荒，民间有积粟者输以赈济，则定为等第，授以官秩，自远而来者并计其路费，授官之后给与玺书，俾有司加礼优待与见任同，虽有过犯亦不追夺。如此，则平宁之时人争积粟，荒歉之岁民争输粟矣，是亦救荒之一策也。

　　辛弃疾帅湖南，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：“劫禾者斩，闭籴者配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熹谓弃疾做两榜便乱道，盖欲其兼禁之也。盖荒歉之年民间闭籴固是不仁，然当此际米价翔涌，正小人射利之时也，而必闭之者盖彼亦自量其家口之众多，恐嗣岁之不继耳，彼有何罪而配之耶？若夫劫禾之举，此盗贼之端、祸乱之萌也，周人荒政“除盗贼”正以此耳。小人乏食，计出无聊，谓饥死与杀死等死耳，与其饥而死不若杀而死，况又未必杀耶，闻粟所在，群趋而赴之，哀告求贷，苟有不从，即肆劫夺，自诿曰我非盗也迫于饥饿不得已耳。呜呼，白昼攫人所有，谓之非盗可乎？渐不可长，彼知其负罪于官，因之鸟骇鼠窜，窃弄锄梃以扞游徼之吏，不幸而伤一人焉，势不容已遂至变乱，亦或有之。臣愿明敕有司，遇有旱灾之岁势必至饥窘，必先榜示禁其劫夺，谕之不从，痛惩首恶以警余众，决不可行姑息之政，此非但救饥荒，乃弭祸乱之先务也。然则富民闭籴何以处之？曰必先谕之以惠邻，次开之以积福，许其随时取直，禁人侵其所有，民之无力者官与之券许其取息，待熟之后官为追偿。苟积粟之家丁口颇众，亦必为之计算，推其赢余以济匮乏，若彼仅仅自足亦不可强也，然亦严为之限。凡有所积不肯发者，非至丰穰禁不许出粜，彼见得利，恐其后时自计有余，亦不能以不发矣。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大抵荒政，统而论之，先王有预备之政，上也；修李悝之政，次也；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，移民移粟，又次也；咸无焉，设糜粥最下也。”

　　臣按：朱熹有言，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，盗贼窃发之患何尝不起于饥饿。吁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，是以先王于民也备之于未荒之前，救之于方荒之际，而又养之于已荒之余，诚以礼义生于富足，一旦饥饿切身，吾民无所倚赖，或遂至于犯礼越分，非独虑其身之不能存，亦虑其心之或以荡也。是以太平无事之时恒为乱离反侧之虑，丰登有余之日恒为荒歉不给之忧，此无他，天生人君以为生民之主，必体天心以安民生，然后有以保其位也，不然，方其无事之时吾则资之以为用，及其有患之际吾乃弃之而不顾，是岂天之意哉，亦岂君之道哉？是以古昔盛时，三年耕余一年食，九年耕余三年食，以三十年通计之则余十年之食矣。今不能尽如古制，臣请以在仓之米尖入平出之余递年所得之米皆用以为备豫之数，岁杪计用之时、量入为出之际不在数中，仍留在仓，存其名数以待荒年之用。又立为定制，凡藩臬、州县民间词讼属户律者，如户婚、田土、坊场、津渡、墟市之类，讼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（争田者上田一亩三斗、中田二斗、下田一斗，争婚者上户三十石、中户二十石、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类），其无理者亦罚米以赎罪，皆贮之仓以备荒政，及前此敛民以为赈济者皆通归官廪。常年则依例挨陈以支，荒岁则别行关给以散积之，岁月必有赢余，其或不足，又须多方设法以措置之，随处通融以补益之，使必足而后已，一旦遇灾，有备无患矣。大抵备荒之政不过二端，曰敛、曰散而已，有以敛之而积久不散则米粒浥腐而不可食，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敛则仓廪空虚而无以继，守者有破产之患，贫者无偿官之资，有司苟且，具文逭责，往往未荒而先散，及有荒歉所储已空，饥民有虑后患者宁流移而死亡不敢领受，甚至官吏凭为奸利，给散之际饥者不必予、予者不必饥，收敛之时偿者非所受、受者不必偿，其弊非止一端，必欲有利而无弊，莫若尽捐予民不责其偿之为善。然又虑夫气运不常，丰凶莫测，徒有散而无敛，后将无以为继，宜计所积之多少、料民产之有无积，苟有余不责其偿可也。若或土地之偏隘、人民之众多，遇有凶灾难于取具，赈饥之后丰年取偿，可分民为三等，上户偿如其数，中户取其半，下户尽予之。又于户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缮工司例别立一司，添设官吏，专以备荒，每年夏六月麦熟、秋九月以后百谷收成之候，藩府、州县将民间所种有无成熟分数逐件申达，十月以后通申一年之数，兼计明年食足与否，有收者几乡，无收者几乡，乡凡几户，得过者几家、必须赈给者几家，官廪之储多少，富家之积有无，近邑何仓有米，近乡谁家有积，或借官帑以为备，或招商贾以通市，或请于朝廷有所蠲贷，或申于上司有所干请。凡百可以为赈济之备者，皆于未荒之先而为先事之虑，岁岁而袭其常，事事而为之制，人人而用其心，虽有荒旱水溢，民无菜色矣。若夫临事而救之之术者，臣已于各条之下委曲而各为之措置矣，虽然，此皆其末也，若夫本之所当先者，则朱熹所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，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，纵饶措置得善，所惠者鲜，终不济事。伏惟仁圣体上天付托之重，广上帝好生之仁，常存哀矜恻隐之心，弘布蠲贷赈恤之政，非独以恤民患，盖所以固邦本也，天下生灵不胜大幸。

　　以上论恤民之患
　
卷一七

　　▲除民之害

　　《禹贡》：济河惟兖州，九河既道。

　　《尔雅》：“九河，曰徒骇、曰太史、曰马颊、曰覆釜、曰胡苏、曰简、曰洁、曰钩盘、曰鬲津（吴程曰：九河率在河间之沧州境）。”孔颖达曰：“河分为九道，在兖州界，平原以北是。”

　　吕祖谦曰：“禹不惜数百里地疏为九河以分其势，善治水者不与水争利也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当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（大也）水横流（不由其道，散溢妄行），泛滥于天下，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禹疏九河，瀹（亦疏通之意）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、排淮泗而注之江（决、排皆去其壅塞也）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”

　　孟子曰：“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。”

　　《史记》：禹抑鸿（鸿与洪同）水十三年，过家不入门，然河菑（菑与灾同）衍溢害中国也尤甚，唯是为务。故道河自积石（在兰州地），历龙门（在蒲州地），南到华阴，东下砥柱（今陕州三门山），及孟津（在孟县）、雒汭（在巩县东），至于大邳（在今黎阳县），于是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，水湍悍难以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酾（分也）二渠以引其河（二河其一出贝丘西南，河之南折者也，王莽时遂空，其一即漯川），北载高地，过降水（在信都地）至于大陆（在邢、赵、深三州地），播为九河，同为逆（迎也）河入于勃海。九川既疏，九泽既陂，诸夏乂安，功施于三代。

　　臣按：先儒有言，人君以养民为职，凡为民害者必除之。夫民之所资以为养者土也，而土必滋于水然后物得以生，苟水之多而至于荡焉则为害大矣，非徒民不得以为衣食，且不得以为居室矣，民无衣食居室则何以为生哉？是以天地间利于民者莫大乎水，害于民者亦莫大于水。尧舜之世用人以辅世尤重于治水之职，鲧湮洪水则殛之，禹能平水土则用以总百揆，终而禅之以位，圣人之意盖可见矣。中国四大水，惟河之来为最远，其为害亦最大，自汉以来屡为中国害，一时君臣所以治之者亦各随时因势以为之疏塞，无非除民之害而已。吁，民害弗除则民生弗遂，今日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于河，有天下者乌可不以治河为急务乎？

　　汉孝文时，河决酸枣，东溃金堤，兴卒塞之。

　　孝武元光中，河决于瓠子，东南注钜野，通于淮泗，天子使汲黯、郑当时发卒十万塞之，辄复坏。

　　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，岁数不登而梁、楚尤甚，天子既封禅，其明年乃发卒数万人塞之，筑宫其上，名曰宣防，道河北，行二渠，复禹旧迹。

　　初，武帝既塞宣防，后河复北决于馆陶，分为屯氏河，东北入海，广深与大河等，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。至永光五年，河决清河灵鸣犊口而屯氏河绝。

　　孝成建始四年，河决东郡金堤。先是，清河都尉冯逡奏言，郡承河上流，土壤轻脆易伤，顷所以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，今屯氏河塞灵鸣犊口，又益不利，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，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，如有霖雨旬日不霁必盈溢，九河故道今既灭难明，屯氏河新绝未久，其处易浚，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，备非常不豫修治，北决病四五郡、南决病十余郡，然后忧之晚矣。事下丞相、御史，以为方用度不足，可且勿浚。至是大雨水十余日，河果大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，凡灌四郡三十二县，水居地十五万余顷，深者三丈，败坏官亭室庐且四万所。

　　河平元年，以王延世为河堤使者。延世以竹落长四丈、大九围，盛以小石，两船夹载而下之，三十六日堤成。

　　鸿嘉四年，勃海清河、信都河水湓溢，灌县邑三十一、败官亭民舍四万余所，平陵李寻等奏言：“议者恒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，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，以观水势何欲，居之当稍自成川，挑出沙土，然后顺天心而图之，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。”

　　哀帝初即位，骑都尉平当使领河堤，奏：“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浚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，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。”待诏贾让奏言：“治河有上中下三策，古者立国居民，疆理土地，必遗川泽之分（遗，留也。言川泽水所流聚之处皆留而置之，不以为居室垦植），度水势所不及，大川无防，小水得入陂障，卑下以为污泽，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，左右游波，宽缓而不迫。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，治土而防其川，犹止儿啼而塞其口，岂不遽止，然其死可立而待也。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，善为民者宣之使言。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，雍防百川各以自利，今行上策，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，决黎阳遮害亭，放河使北入海河，西薄大山，东薄金堤，势不能远泛滥，期月自定。难者将曰：若如此，败坏城郭、田庐、冢墓以万数，百姓怨恨。答难曰：今濒河十郡治堤，岁费且万万，及其大决所残无数，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，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，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，且大汉方制万里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河定民安，千载无患，故谓之上策。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，使民得以溉田，分杀水怒，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，多张水门，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，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，渠有三利，填淤加肥（一利）、禾麦更为粳稻（二利）、转漕舟船之便（三利），民田适治，河堤亦成，此诚富国安民、兴利除害支数百岁，故谓之中策。若乃缮完故堤，增卑倍薄，劳费无已，数逢其害，此最下策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