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学通论

　　论尚书是经非史史家拟尚书之非
　　刘知几史通，论史有六体，一曰尚书家，刘氏是史才，是说作史者摹仿尚书，有此一家，非说尚书也，以此说尚书则大误，其说曰，书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故其所载，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，至于尧舜二典，直序人事，禹贡一篇，唯言地理，洪范总述灾祥，命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，锡瑞案圣人作经，非可拘以史例，汉书艺文志曰，左史记言，言为尚书，右史记事，事为春秋，荀税申鉴说同，郑君六艺论曰，左史所记为春秋，右史所记为尚书，是以玉藻云，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其分左右，言协互异，不知当以何说为正，即如诸家之说，亦不过借尚书春秋作指点语，刘氏所见过泥，遂以尚书专主记言，不当记事，敢议圣经为例不纯，此与惑经甲左诸篇，诋斥春秋，同一谬妄，由史家未通经学也，其论孔衍汉魏尚书邵隋书义例准尚书之非，则甚明确，曰，原夫尚书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，累篇咸载，如言无足纪，语无可述，若此故事，虽有脱略，而观者不以为非。案此足证尚书非史，不必疑其略而不备。爰逮中叶，文籍大备，必翦截今文，摸拟古法，事非改辙，理涉守株，故舒元（孔衍字）所撰汉魏等书，不行于代也，若乃帝王无纪，公卿缺传，则年月失序，爵里难详，斯并昔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，如君懋（王邵字）隋书，虽欲祖述商周，宪章虞夏，观其所述，乃似孔子家语，临川世说，可谓董虎不成反类犬也，案史家不知尚书是经非史，其书不名一体，非后人所敢妄议，其书自成一经，亦非后人所能摸仿，作史者惟宜撰次当代文章，别定义例，以备观览，必不可以宪章虞夏祖述商周自命，蹈春秋吴楚僭王之失，王通作四范七业以拟尚书，或云伪作，朱子谓高文武宣之制岂有精一执中之传，汉帝固不能比古帝王，彼拟尚书者，亦何敢自比孔子乎，尚书璇玑钤曰，孔子求书，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，迄于秦穆公，凡三千二百四十篇，断远取近，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，以百二篇为尚书，十八篇为中侯。案中候敕省图，握河纪，运衡考，河命，题期，立象仪，明礼，阏邮，苗兴，契握，雒予命，稷起，我应，雒师谋合符后，摘雒戒，霸免，准纤哲，凡十八篇。纬书虽难尽信，然古时书必不少，孔子但取其可为法者，余皆删之，犹作春秋，但取其可明义者，余皆削之，圣人删定六经，务在简明，便学者诵习，后人不知此旨，嫌其简而欲求多，于是张霸书伪书书，抵隙而出，史家复从而亡续之，不知史可续，经不可续，孔衍王邵之拟尚书，正与沈既济孙甫之拟春秋，同一谬见也。
　　论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
　　孔传至今日，人知伪作而不足信矣，蔡传又为人轻蔑而不屑称矣，然则治尚书者当以何书为主，陈沣曰，江王段孙四家之书善矣，既有四家之书，则可删合为一书，取尚书大传，及马郑王注伪孔传，与史记之采尚书者，尔雅说文释名广雅之释尚书文字名物者，汉人书之引尚书而说其义者，采择会聚而为集解，孔疏蔡传以下，至江王段孙及诸家说尚书之语，采择融贯而为义疏，其为疏之体，先训释经意于前，而详说文字名物礼制于后，如是则尽善矣，锡瑞案陈氏说近是而未尽也，江声尚书集注音疏，疏解全经，在国朝为最先，有华路蓝缕之功，惟今文搜辑未全，立说亦有未定。如解曰若稽古两歧，孙星衍已辨之，又承东吴惠氏之学，好以古字改经，颇信宋人所传之古尚书，此某未尽善者，王鸣盛尚书后案，主郑氏一家之学，是为专门之书，专主郑，故不甚采今文，且间伏生。如解司徒司马空之类。亦未尽善，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，于今古文分别具晰，惟多说文字，鲜解经义，且意在袒古文，而不信伏生之今文。如金诋今文说之类。亦未尽善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，于今古说搜罗略备，分析亦明，但误执史记皆古文，致今古文家法大乱。如论衡明引金古文说，孙以其与史记不合，乃曰，王氏充以为古者，今文亦古说也，岂非遁词。亦有未尽善者，然大致完善，优于江王，故王懿荣请以立学，其后又有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，魏源书古微，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，三家之书，皆主今文，不取古文，盖自常州学派，以西汉今文为宗主，尚书一经亦主今文，刘氏魏氏不取马郑，并不信马郑所传逸十六篇，其识优于前人，惟既不取马郑古文，则当专宗伏生今文，而刘氏魏氏一切武断改经增经。如魏氏改梓材为鲁诰，且臆增以管叔为嗜酒亡国之类。皆不尽善，陈氏博采古说，有功今文，惟其书颇似长编，搜罗多而断制少，又必引郑君为将伯，误执古说为今文，以致反疑伏生，违弃初祖。如文王受命，周公避居二事，皆诋伏生老耄记忆不全。亦有未尽善者，但以捃拾宏富，今文家说多存，治尚书者，先取是书与孙氏今古文注疏，悉心研究，明通大义，笃守其说，可不惑于歧趋，今即近人所著书中酌取两家之说，指明初学所入门径，以免歧误，犹易取焦张两家之说也，若如陈沣所言，撰为集解义疏，当先具列伏传史记之说，字字遵信，加以发明，不可误据后起之词，轻疑妄，次则取白虎通及两汉书所引经说，加以汉碑所引之经，此皆当日通行之今文，足备考证，又次则取马郑伪孔，择其善者，以今文为折衷，合于今文者录之，不合于今文者去之，或于疏引而加正，至蔡传与近儒所著，则于义疏择取其长，两说相同，则取先出。如取蔡不取江是。不合于今文者，概置不取，以免葛，惟其说尢足惑人，及人所误信者，乃加辨，使勿迷眩，后人以此体例勒成一书，斯为尽善，否则俱收并蓄，未能别黑白定一尊，古今杂淆，汉宋兼采，览者如入五都之市，瞀惑不知所归，是一部类书，无关一经闳旨，岂得为善本乎，今人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，兼疏今古文，详明精确，最为善为。
　　《诗经》
　　论诗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
　　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，而诗比他经尤难明，其所以难明者，诗本讽谕，非同质言，前人既不质言，后人何从推测，就诗而论，有作诗之意，有赋诗之意，郑君云，赋者或造篇，或述古，故诗有正义，有旁义，有断章取义，以旁义为正义则误，以断章取义本义尤误，是其义虽并出于古，亦宜审择，难尽遵从，此诗之难明者一也，汉初传经皆止一家，易出田何，书出伏生，惟诗在汉初，已不名一家，申公辕固生韩婴，鲁齐韩诗，并号初祖，故汉十四博士，其先止分五经，书惟欧阳，礼后易杨，春秋公羊，其制最善，后又分出家数，易有施孟梁邱京氏，书有欧阳大小夏侯，礼大小戴，春秋严颜，其实皆不必分，惟诗三家同为今文，所出各异，当时必应分立，后人不可并为一谈，而专家久亡，大义茫昧，此诗之难明者二也，三家亡而毛传孤行，义亦简略，犹申公传诗，疑者则阙弗传，未尝字字解释，后儒作疏，必欲求详，毛所不言，多以意测，或毛义与三家不异，而强执以为异，轨途既别，沟合无由，此诗之难明者三也，郑君作笺，以毛为主，若有不同，便下己意，郑改经字，多因鲁韩，所谓下己意者，或本三家，或创新解，郑学杂糅今古，难尽剖析源流，此诗之难明者四也，他经之疏，专主一家，惟诗毛郑并行，南北同尚，唐作正义，兼主传笺，毛无明文，而孔疏云毛以为者，大率本于王肃，名为申毛，实则申王，王好与郑立异，或毛意与郑不异，又强执以为异，即分门户未易折衷，此诗之难明者五也，欧阳修诗本义，始不专主毛郑，宋人竞立新说，至朱子集其成，元明一概尊崇，近人一概抹扌杀，案朱子集传，间本三家，实亦有胜于毛郑者，而汉宋强争，今古莫辨，此诗之难明者六也，宋人疑经，至王柏而猖狂已极，妄删国风，进退孔子，国初崇尚古学，陈启源等仍主毛诗，后有戴震段玉裁胡承珙马瑞辰诸人，陈奂毛氏传疏尤备，然毛所不言者，仍不能不补以笺疏，或且强韩同毛，乾嘉崇尚今文，齐诗久亡，孤学复振，采辑三家诗者甚夥，陈乔枞鲁齐韩诗遗说考尤备，然止能搜求断简，未能解释全经，毛既简略不详，三家尤丛残难拾，故于毛郑通其故训，于三家莫证其微言，此诗之难明者七也，三家序亡，独存毛序，然序亦不尽出毛公，沈重云，案郑诗谱意，大序是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，郑于丝衣又云，高之子言非毛公，后人著之，后汉儒林传卫宏作毛诗序，后人遂谓序首句毛公作，以下卫宏续作，或止用首句而弃其余，或并首句不用，宋王质郑樵朱子，皆不信毛序，近人申毛者以序传为一人所作，然序实有不可尽信者，与马郑古文书序同，究竟源自西河，抑或出于东海，此诗之难明者八也。
　　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文亦未尽可信
　　说经必宗古义，义愈近古，愈可信据，故唐宋以后之说，不如汉人之说，东汉以后之说，又不如汉初之人说，至于说出春秋以前，以经证经，尤为颠扑不破，惟说诗则不尽然，汉书艺文志曰，汉兴，鲁申公为诗训故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，或取春秋采杂说，咸非其本义，与不得已，鲁最为近之，案汉书叙传，班伯少受诗于师丹，师丹传，治诗事匡衡，是班伯习齐诗，固传家学，亦当是习齐诗者，而以齐韩或采杂说，非本义，鲁最为近，是三家虽所传近古，而孰为正义，孰为旁义，已莫能定，以为诗人之意如是，亦莫能明，若左传国语礼记孟子荀子诸书所引又在汉初以前，更近古而可信据矣，而左氏襄二十八年传，明载卢蒲癸之言曰，赋诗断章，则传载当时君臣之赋诗，皆是断章取义，故杜注皆云取某句，左传与毛诗，同出河间博士，故二书每互相援引，左传如卫人所为赋硕人，许穆夫人赋驰，既有牵引之疑，而毛传解诗，亦多误执引诗之说，如卷耳执左传周行官人一语，以为后妃求贤审官，四牡怀和周诹误执国语为说，皆未免于高叟之固，是以经证经虽最古，而其孰为作诗之义，孰为引诗之义，已莫能定，以为诗人之意如是，亦莫能明，朱子曰，古人之诗，如今之歌典，虽闾里童稚，皆习闻之而知其说，盖古以诗书礼乐造士，人人皆能诵习，诗与乐相比附，人人皆能弦歌，宾客燕享，赋诗明志，不自陈说，但取讽谕，此为春秋最文明之事，亦惟其在诗义大明之日，诗人本旨，无不了然于心，故赋诗断章，无不暗解其意，而引诗以证义者，无不如自己出，其为正义，为旁义，无有淆混而歧误出，诗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，以其讽诵，不独在竹帛，而诗义经燔书之后，未必尽传，史记载三家以申培辕固韩婴为初祖，而三家传自河入，授受已不能详，三家所以各成一家，异同亦无可考，况今鲁故齐故韩故无存于世，存于世者，惟韩诗外传，而外传亦引诗之体，而非作诗之义，毛传晚出，汉人不信，后世以其与左氏传合，信为古义，岂知毛据左氏以断章为本义，其可疑者正坐此乎，古义既亡，其仅存于今者，又未必皆诗之本义，说诗者虽以意逆志，亦苦无徵不信，安能起诗人于千载之上，而自言其义乎，此诗所以比他经尤难分明，即好学深思，亦止能通其所可通而不能通其所不可通者，申公传诗最早，疑者则阙不传，况在后儒可不知阙疑之意乎。
　　论关雎为刺康王诗鲁齐韩三家同
　　诗开卷有一大疑焉，以关雎为周康王时诗是也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，周道缺，诗人本之衽席，并雎作，又儒林传序曰，周室衰而关雎作，淮南论训曰，王道缺而诗作，周室废礼义坏而春秋作，诗春秋，学之美者也，皆衰世之造也，又诠言训曰，诗之失僻，高诱注，诗者衰世之风也，汉书杜钦传上疏曰，是以佩玉晏鸣，关雎欢之，刘向列女传曰，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，关雎豫见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，夫雎鸠之鸟，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也，扬雄法言孝至篇曰，周康之时，颂声作乎下，关雎作乎上，习治也，故习治则伤始乱也，王充论衡谢短篇诗家曰，周衰而诗作，盖康王时也，康王德缺于房，大臣刺晏，故诗作，袁宏后汉纪杨赐上书曰，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，一朝晏起，夫人不鸣璜，宫门不击柝，关雎之人，见几而作，后汉书皇后纪论曰，康王晚朝，关雎作讽，杨赐传曰，康王一朝晏起，关雎见几而作，应劭风俗通义曰，昔周康王一旦晏起，诗人以为深刺，天子当夜寝蚤作，身省万机，张超诮青衣赋曰，周渐将衰，康王晏起，毕公谓然，深思古道，感彼关雎，德不双侣，愿得周公，配以窈窕，防微消渐，讽谕君父，孔氏大之，列冠篇首，凡此诸说，后人皆以为鲁诗，其解关雎，皆以为衰世之诗，康王时作，张超以为毕公所撰，说尤详明，且非独鲁诗然也，齐韩二家亦同，后汉书明帝纪曰，应门失守，关雎刺世，注引薛君韩诗章句，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，以声相求，必于河之洲隐蔽无人之外，故人君退朝，入于私宫，后妃御见，去留有度，应门击柝，鼓人上堂，退反宴处，体安志明，今时大人内倾于色，贤人见其萌，故咏关雎，说淑女，正容仪以刺时，韩诗之说同于鲁而更详，齐诗未见明文，说者疑齐诗与鲁韩异，匡衡习齐诗者也，其上疏戒妃匹曰，孔子论诗，以关雎为始，言太上者民之父母，后夫人之行，不侔乎天地，则无以奉神灵之统，而理万物之宜，故诗曰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仇，言能致其贞淑，不贰其操，情欲之感，无介乎容仪，宴私之意，不形乎动静，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，则衡所习齐诗亦与鲁韩义同，致其贞淑，不贰其操云云，即张超所云德不双侣，刘向所云未见乘居匹处，薛君所云贞洁慎匹也，后夫人之行，不侔乎天地云，即刘向所云夫人晏起，杨赐所云夫人不鸣璜也，且齐诗多同纬说，五际六情，皆出于纬，春秋纬说题辞曰，人主不正，应门失守，故歌关雎以感人，宋均曰，应门，听政之处也，言不以政事为务，则有宣淫之心，关雎乐而不淫，思得贤人与之共化，修应门之政者也，以纬证经，正与鲁韩说合，齐诗既多同纬说，其不得有异义可知，欧阳曰，关雎，齐鲁韩三家，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，晁说之诗说，谓齐鲁韩三家以关雎皆为康王诗，其说不误。